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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台灣與中國的津田左右吉研究
添加时间: 2011-3-14 14:35:12 来源: 作者: 点击数:11703

第一章        導論,說明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

第一節  研究動機反思台灣與中國的津田左右吉研究

津田左右吉在著書量上,被稱為「最偉大的東洋學者」,[1]這顯示津田在日本近代的中國研究界,有相當的地位。就津田的研究成果來說,以研究對象來區分的話,至少可以分成三類:(1)日本思想史的整體;(2)以記紀為中心的史料批判;(3)中國思想研究。[2]然而,不論是中國還是台灣,對於津田的研究仍不夠多,中國的研究者大多把重心放在津田的記紀批判,與儒家、道家思想批判;[3]台灣則缺乏研究津田左右吉的專著,研究者大多將津田與其他日本漢學家一起討論,主要論述津田對東洋的理解。[4]

反觀日本的津田左右吉研究,專門探討津田的專書,首推家永三郎的《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》,該書特別關注津田是否發生思想轉向的問題;其他專門探討津田思想的論文也為數不少,所涵蓋的主題包含:津田的中國觀[5]、津田的歷史觀[6]、津田的天皇觀[7]、津田的國民觀[8]、津田的中國學研究[9]、津田之記紀神代史研究[10]由此可見,津田博士所涉獵的研究十分廣博,各個研究領域並非彼此獨立的絕緣體,而是相互關連、構成津田思想的整體;因此,當這些日本研究者在探討津田單一領域的研究時,都不可避免地,把單一研究領域放在津田整體思想脈絡下來思考。

對於津田與恩師白鳥庫吉關係,中國的研究多關注津田受白鳥影響多少,[11]可是卻很少將注意力放在他們思想上的齟齬,然而,反觀日本的津田左右吉研究,則有研究者探討到津田和白鳥的觀點差異,尤其是在天皇觀、與記紀研究的層面上。[12]拿津田與恩師白鳥比較,是突顯津田思想特殊性的好辦法,白鳥的研究傾向於以帝國大學為中心的學院派史學,[13]他的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,反映當時日本政府的立場,而津田與白鳥的思想差異,不僅襯托出津田貫徹一生的獨立批判精神,也顯現出津田對於日本「特殊性」的執著、以及津田獨特的國體觀。[14]

因此,本文在回顧中國、台灣的津田左右吉研究後,認為在以下兩點還有進步的空間:

1.      除了津田關於東洋的研究、記紀批判、以及儒道思想批判外,其他津田所涉及的研究領域仍缺乏中國與台灣學者的關注,而這又是考量津田思想整體不可或缺的部分,唯有將津田其他研究也納入考量的範圍,才能較為妥善地看待津田個別研究領域的位置。

2.      關於白鳥與津田的思想,中國與台灣研究者多關注津田對白鳥的繼承,卻忽略兩人之間的思想差異。

基於此,本文除了考察津田的中國研究、記紀批判,還會涉及津田的國民觀與天皇觀,以勾勒出津田思想的整體,進而在津田思想整體的脈絡下,思考津田中國觀所佔有的位置。此外,佐以白鳥與津田的思想比較,來襯托出津田思想的獨特性、獨立性。

第二節 津田左右吉生平概述

一、出生地美濃的國學淵源

津田左右吉於1873(明治6)出生在現今的岐阜縣美濃加茂市,壬申之亂[15]時,美濃地方就是大海人皇子所佔據的「東國」,幕末,此地又受到賴山陽[16]平田篤胤[17]的影響。位於山谷中的舊加茂、惠那兩郡,在明治初年,基於國學思想進行徹底的排佛毀釋,美濃加茂市正處於山谷出入口的位置。[18]身為下級武士的父親,在維新之後回美濃加茂市務農,津田出生的半年前,於剛成立的文明義校(現今的下米田小學)擔任教員。

從小父親教導津田朗讀中國典籍,進入小學後,老師森好齋是山崎闇齋的門生,山崎闇齋是專攻朱子學的重要儒者。此外,津田就讀的小學就如同其名,以文明開化的教育為目標;加上此地曾經發生激烈的排佛毀釋,由此可見,其想證明日本不是偶像崇拜的未開化國,意圖以西洋文明來補強國學,補足日本自身的傳統、以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。

二、並非十分順遂的求學過程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1889年,津田作為東京專門學校(此為早稻田大學的前身)政治科的校外生,自修講義,與澤柳政太郎博士[19]結識之後,就住在澤柳政太郎博士家中;隔年,進入同校政治科三年級就讀,津田在這個時期,閱讀了不少與歐洲哲學、思想相關的書籍。在學期間,於1892(明治25)11月第十三號的《青年文學》雜誌,發表時評〈史論的流行〉一文,對於史學家重野安繹[20]因為「兒島高德、弁慶之實在否定論」而招致非難,[21]有感而發,反而認為那些批評者「不舉反證,不致力於學術上的攻擊,卻只在那裡狂妄嘲笑、或大聲斥責,根本就是不知學問為何物的無理之人」,並進一步指出,「我大日本國體哪有脆弱到,這麼一點小事就能動搖」。[22]由此可見,當時的津田雖然只有十九歲,卻已經明瞭以實證方法來究明歷史的重要性。

三、邁向研究之路

(一)恩師白鳥庫吉的帶領

1893(明治26)畢業之後,他在中學當任教員,教授地理、歷史、憲法等課程。1908(明治41),南滿鐵路東京分社成立「滿鮮史研究歷史調查室」,津田在白鳥所率領的研究團隊下,開啟學術研究的生涯,順帶一提,津田在進入白鳥門下之前,還度過一段浪人生活。[23]由此可見,津田在進入學究生活前,有著十分曲折的經歷。

之後在白鳥庫博士的帶領之下,津田越來越深入關心歷史學。白鳥庫吉是東京大學史學科的教授,同時也是西域史研究的第一人,並致力於將日本東洋學提升到西洋的水準,白鳥受到老師里斯(Ludwig Reiss)的影響,因此,研究風格以實證主義為基礎,否定舊漢學者視為史實的堯舜禹之存在,並研究邪馬台國的位置,然而,在同時面對西洋的技術與日本的尊皇思想之下,不免感覺兩者之間的矛盾。而白鳥的老師里斯則是受到柏林大學的歷史學者蘭克(Leopold van Ranke)影響,蘭克的歷史研究特別注重各時代、民族的個性特質,以及這種特質的發展;此外,蘭克也主張,歷史的任務在於揭示「實際上為何?」,為求客觀的歷史敘述,「史料批判」是不可或缺的。而津田在白鳥之下學習時,就閱讀了白鳥學生時代所寫的里斯課堂筆記。[24]

(二)萌發研究日本國民思想的意圖

津田擔任滿鮮歷史調查室研究員時,發表了〈三味線的由來〉、〈關於高麗樂的推測〉等文章,這些研究主要是為了從大陸尋求日本藝術的起源;1913(大正2)陸續刊登〈涓水考〉、〈鮮初鴨綠江上流的領土〉、〈關於倭寇地國〉,同年出版了《神代史的新研究》,這時可以窺見津田欲發展國民思想研究的意圖。    

1916(大正5)《文學中所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,貴族文學的時代》出版,1917年發表《武士文學的時代》1918年出版《平民文學的時代》。這三部日本思想史專著的出版時間為大正初年,但是津田早在明治三○年代末至四○年代初就開始構想,他透過大量資料來研究日本思想、文化與生活,將其面貌具體地呈現出來,並以「中國思想及文化沒有真正深入日本生活」此一心態貫穿全書。[25]也就是說,津田之所以研究日本國民思想,正是為了強化日本主體的立場,以此批判意識作為研究的第一意識,反之,了解何謂日本史想史的全體則是次要的事。

(三)拓展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

1918年津田成為早稻田大學的講師,1920年擔任教授,隸屬史學科,之後轉至哲學科。1938(昭和13)出版《支那思想與日本》、陸續發表《論語與孔子思想》等中國思想研究專著。津田透過分析中國思想、中國文化,來說明中國思想與西洋、日本思想完全不同,這是在中國的特殊風土、傳統下,所生成的特殊思想。同時,對於一再禮讚中國文化的舊漢學家,津田批評他們的研究方法,提倡導入西洋思想研究者的分析方法。

津田一方面強調中國文化、思想的特殊性,另一方面,他很早就開始主張日本的獨特性。這種見解是發自對明治時代民族問題的思考,且一直若隱若現地貫穿津田的思想整體。如同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與指導者,津田一直很關心明治維新史,[26]明治維新往往被視為「近代日本與中國(或亞洲)分道揚鑣」的象徵,而津田也是站在如此的立場──對明治維新的稱頌,正是在貶低長年影響日本思想文化的中國思想文化,再者,正因為中國思想文化對日本人並沒什麼多大的影響,且日本人已經發展出特有的生活方式,明治維新才會如此成功。津田透過自身的研究,對於受到中國思想文化影響的日本思想文化,以及影響日本思想文化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,都給予負面的評價。

津田在研究中所列舉的日本思想文化(特別是那些受到儒教影響的部分),在明治時代成為教育的內容,而津田自然被視為異議份子,對於他的研究,學界也敬而遠之;另一方面,津田上述的見解,也成為當權者查禁其四本書的次要原因。

(四)日本古代史專書遭禁

昭和10年代,在日本國內急速高漲的國家主義風潮下,他因為日本神話的研究,受到偏狹國家主義者告發,以對皇室不敬遭起訴。津田在1939(昭和14)10~12月,應南原繁教授的邀請,在東大法學部開設「東洋政治思想史」的課程,當時,在課堂上就開始受到右翼學生的質問。

同年12月,右翼雜誌「原理日本」,將津田的神代史、上代史、古典等研究稱之為「大逆思想」,並針對此出版特集。1940(昭和15)學年尚未結束,津田就辭任早大教授,當時他剛滿67歲,接著,《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研究》、《神代史研究》、《日本上代史研究》、《上代日本社會及思想》四書遭起訴,1942年被判決有罪,津田不服,他說:「我的遭到起訴的書籍,是為了學術的需要而寫作的,如果這種學術上的著述會觸犯出版法,那麼,有關婦科的醫學書籍為什麼不治猥褻罪呢?」[27],之後津田又繼續上訴,但是這個案件最後卻以免起訴收場。

然而,實際上,津田的日本古代史研究,也是以日本民族問題作為思考的起點,因此,他所批判的是,記紀所描繪的天皇形象,卻不怎麼批判現實姿態的天皇。因為現實姿態天皇的存在,是特定歷史脈絡下的產物,與實際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關,而守護日本特有的事物,正是津田認為非作不可的事。

戰前,雖然津田沒有專門探討天皇的研究,然而,貫穿其研究總體的問題意識,正是天皇與國民之間的關係;看到中國的辛亥革命,引發津田對於皇室永續性的危機感,讓他開始去思考,皇室在現代國民中處於什麼位置,最後,他選擇去克服神話的、先驗的天皇觀,以「皇室=宗家論」(也就是「皇室=國民內部論」)切入,站在西洋=普遍的立場,構築出以「公共精神」為基礎的國民觀,進而產生日本獨有、且融合理性與感性的天皇觀。

在津田的眼中,日本國民對於天皇的情感,是從國民真實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,天皇僅作為民族精神統一的象徵,而不具備肉體性或特定的人格性。唯有如此,日本國民對於天皇的情感,才會超越物質利益的顧慮;能夠順應社會變動的天皇存在,正是日本文化用來對應外國文化的優點。

(五)戰後仍不改研究之初衷

由此可見,為何津田在戰前幾乎沒有針對天皇的公開發言,那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潮流,無條件地把天皇視為最高價值,而國民作為天皇的從屬、毫無任何主體性,津田自然想斷絕自己與這種天皇論的關係,因此有意識地壓抑自己關於天皇的發言。

但是戰後,津田卻發表了一連串擁護天皇制的文章,1946(昭和21),在《世界》雜誌刊載戰後的第一篇作品建国の事情と万世一系の思想,當時很多人推測津田會提出對皇室的批判,因此深感意外的人不少。

之所以會有這樣的「轉變」[28],這是因為戰後民主主義思想所伴隨的「天皇制廢止論」,讓津田不得不站出來與之對抗,對津田來說,當時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以西歐為模範移植過來的政治思想與制度,毫無批判地接受外來思想,是津田絕對無法容忍的事。再者,戰後的日本瀰漫著社會主義的氣息,當時的蘇聯、中國和北韓等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國家爲了對抗歐美,想在亞洲形成聯盟,而津田左右吉便反對這些國家的路線,他認爲日本應該走與中國等國家不同的道路。[29]

因此,津田面對戰後的情勢,再度回到前述所提的日本民族問題,再度強調天皇的存在,是一種出自日本特殊風土、超越政治變動的精神權威,象徵國民全體的統一精神。

(六)學問業績受到世人的認可

1946(昭和21),獲頒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;1947年,學士院委員,1949接受國家的「文化勳章」,確認其學問研究的價值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,1942(昭和16),他參加歷史學研究會的十週年慶祝,當時津田已經70歲了,他先幽默地說道:「別人常常說我看起來很年輕,但是我已經70歲了,我之所以會這麼年輕,是因為母親健在,而且沒有小孩。」接著說:「雖然我已經70歲了,但是我的一切都還在成長,我想,隨著年齡的增長,繼續努力學習的話,我一定能了解到什麼東西。我期望用『年輕的態度』去進行有益於學問的事。」由此可見,津田雖然已經高齡七十,對於學問的追求,仍然不失元氣與熱情。

雖然從今日來看,津田的研究對中國文化、思想有著不當的詆毀,以及強調日本文化的獨特性,難免給人一種錯覺,他是排他的、偏狹的國家主義者。事實上,津田跟昭和10年代不斷高漲的國家主義者沒有關聯,雖然在他的論文中,呈現出中國與朝鮮的差異性,也蘊含具體的批判,但是從他的書信中,也可以看到他與朝鮮的學生間,建立信賴的關係。[30]雖然他有民族的差別觀,然而,在他身上,又可以發現超越民族的信賴感,這足以反映津田的實際面貌。津田處在戰時與戰後的混亂時期,但是他卻始終如一地進行研究與批判之路。

   

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

    津田左右吉一生橫跨明治、大正、昭和三個時期。津田不僅參與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迅速發展與演變;也目睹中國國力的衰退與帝制的瓦解;並經歷日本對於中國一連串滲透、侵略的過程;更見證了日本戰後的民主主義,與伴隨而來的「天皇制廢止論」。在這段過程中,津田究竟是如何認識中國、西方與日本自己,並如何在那樣的時代裡度過他的學術生涯?

  在探討津田的中國認識之前,本文先大致梳理日本漢學史,以究明日本自古以來的中國觀,並在如此龐大的知識體系下,找出津田的定位

一、日本漢學之歷史脈絡

西元六世紀中,日本開啟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典籍研究,研究者雖然保留漢語的書寫形式,卻發展出自己的一套閱讀方式訓讀。此外,由於上層統治者將漢學當成統治工具,使得作為當時主流文化的漢學,具有「國家學術」[31]的色彩。

明治初年,由於「國學」意識高漲,開始以「漢學」來界定關於中國古典的學問,加上慕末維新時期,西洋哲學傳入日本,漢學則逐漸成為一門相對於西洋哲學的學科。明治維新之後,「皇學」地位比「漢學」崇高,之後甚至完全以「洋學」為導向,「漢學」被邊緣化了。

然而,在明治12年所頒布的《教育大旨》,算是力挽漢學頹勢的努力,元田永孚、西村茂樹等人發起「儒教主義式」的道德,是種「忠」優於「孝」的日本倫理觀;明治23年頒布《教育敕語》後,更是視儒教為教化工具。這時文獻中常常出現「儒教」的用語,漢學雖然在道德領域佔有一席之地,但也隨著宗教性的提高,逐漸喪失純學術的權威。[32]明治40年代,政府為了宣導「家族國家觀」,服部宇之吉等人提出國家至上主義式儒教解釋,強調「忠孝一致」、反對「易姓革命」。

比提倡「儒教」稍晚一些,有一批中國研究者刻意與政治意識形態保持距離,以冷靜、理性的態度從事學術研究,並提倡西歐東洋學式的方法,這就是所謂的「支那學」或「東洋學」。[33]這一派的代表學者有狩野直喜、內藤湖南、白鳥庫吉、津田左右吉等。然而,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,這種「客觀」的中國研究方法,也同時用在國家學術體制下,從事政治目的相關研究。

之後,竹內好則同時批判舊漢學與支那學,一方面,他認為舊漢學欠缺知識體系與實証性,不僅缺乏自我意識,也沒有他者意識;另一方面,支那學雖然為舊漢學帶來體系性、科學性,也加入了他者意識,但是在一切以「科學」為前提下,逐漸喪失學術熱情與活力,且固定化了研究對象。[34]

溝口雄三在重新省視日本中國研究之後,特別針對津田左右吉與竹內好進行討論,一方面,溝口認為竹內好仍是一種「西方中心」,相對於「非歐洲」的中國,批評無主體的日本;另一方面,溝口肯定津田支那學背後的「原理」,擺脫竹內好融入中國太深的影子,主張「以中國作為方法,以世界作為目的」,各主體在相互異別化之後,才能通往充分多元的世界史。

大致梳理日本漢學的歷史脈絡後,本文試圖在這樣龐大的知識體系下,找出津田的定位。津田生於明治6年,他秉持著支那學者「應該」有的精神──批判的眼光與良好的思維素養──先就神代史提出質疑;之後則進行日本國民思想研究與日本文化批判,以構築更為清晰的國民觀、國體觀與天皇觀;稍後展開的中國文化研究、儒道思想批判,則藉由強調中日之間的差異,以襯托具有特殊性的日本,而歐美則是作為日本需要超越的對象。津田將中國、歐美都當成他者,來觀照日本自身,不論是對待中國、日本還是歐美,他都貫徹批判的精神,可以說是最實至名歸的支那學家。

二、問題意識

從前述的日本漢學史,我們可以發現日本自從開國之後,面對代表近代性與普遍性的歐美,原本作為上層統治者的文化工具、且位居主流的漢學,開始在學術界被邊緣化,受到科學、理性、實證主義的影響,隨之而起的「東洋學」、「支那學」開始將中國視為外於自身的研究客體。

對於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典籍研究,津田認為,這些研究者把儒教思想視為原點來信仰,亦即以信仰的態度去遵循儒家思想的教化,津田還進一步指出,現今日本的舊漢學家大多延續江戶時代儒者的態度,在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作學問的可貴精神──批判性。[35]

對津田來說,漢學研究把儒學當成真理的原點,僅僅解釋典籍內容裡的文字,進行枝微末節、有限度的思考;這樣的研究很少考慮儒教「實際歷史發展的進程」,反而認為儒教教義是一種適用於任何時空的真理。[36]津田進一步指出,實際上,儒教是因應中國過去社會及政治狀態而生的思想,因此並沒有深刻體認到日本、現代所產生的問題。為了擺脫以往「儒教」的立場,以自由的學術見解進行各種研究與批判,就必須將儒教或中國一切的文化現象當作「研究對象」,這就是津田提倡以「支那學」取代舊漢學的理由。

《支那思想と日本》就是基於上述的方法論所展開的,津田左右吉因為這本書,遭受中國與當時日本右翼的強烈批判,該書的兩個論點分別為,中日在文化、歷史上完全不同;且在文化的層次上,東洋不是一體;此外,書中還特別對「支那文化」抱持否定的態度。也就是說,現今的日本處於西洋文化=世界文化的進程中,和處於固有支那文化的中國全然不同,所謂的東洋世界並沒有形成。在這裡津田十分肯定西洋文化的普遍性,對於中國文化的普遍性則全然否定,這樣的構圖貫穿其記紀批判、日本國民思想研究、國民論與天皇觀。

因此,本文試圖從《支那思想と日本》一書出發,把書中的主要論點──中日文化異質性、以及對中國的負面認識,置於津田的思想脈絡中來思考,並具體探討津田的記紀批判[37]、公共國民論[38]、天皇宗家論,進而理解津田中國觀的意義何在。

透過對津田中國觀的分析,來了解開國之後的日本知識界,在面對明治以降的民族問題下,如何替日本尋求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身分。這樣看來,津田的理論只是一種工具,理論背後究竟隱含著怎樣的情感狀態,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。

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

一、研究方法

本文試圖擷取「外在研究法」(External Approach)與「內在研究法」(Internal Approach)[39]的精神,來從事特定人物的思想研究。

「外在研究法」認為,特定研究對象作為「歷史人」,其所處的社會轉變自然會對他們思索自身的方式造成影響,因此,要解讀研究對象的思想內涵,就必須將研究對象還原至歷史情境中。然而,光採用「外在研究法」是不足的,因為研究對象並非完全受到歷史環境制約,仍有自主思考的空間,這時佐以「內在研究法」,著重解釋思想內的「單位觀念」的內在聯繫與相互關連。這兩種研究方法將在本文各章交互使用。

此外,本文還試圖透過比較津田與其他日本中國學家,來突顯津田思想的特殊性,並且透過和津田相近時代背景下成長的思想家,藉由他們對於當時緊張狀態的反省,勾勒一個更容易讓人產生同情式理解的時代相。之所以挑選內藤湖南(Naito Konan, 1866-1934)與白鳥庫吉(Shiratori Kurakichi, 1865-1942)來與津田比較,是因為他們與津田共享了明治時代所盛行的科學觀,而白鳥作為津田的老師,津田對於白鳥的思想有繼承也有轉折,本文則著重於轉折的部分。但礙於篇幅,本文主要僅探討白鳥與津田的思想差異。

就津田與內藤湖南來說,內藤是把日本視為東洋的一員,津田則把日本當作世界的一部分來考量;對內藤來說,中國在日本之中,中國研究就等於省察自身,而近代日本是保存中國文明傳統的國家;對津田來說,中國是他者,是個觀察對象,而日本獨特的傳統與西洋文明相連,且日本正在脫卻中國對它的影響。此外,關於神代史的理解,內藤認為描述皇室根源的神話,就如同堯舜禹的神話,是作為史實的研究對象;反觀津田,他認為神話是無稽之談,質疑皇室先驗的、超歷史的位置,站在西洋=普遍的立場,來追究日本傳統文化的問題。[40]

至於白鳥庫吉與津田最大的區別,在於彼此對先驗的、神話的皇室觀與國民觀的看法。1904年,白鳥十分關注國家的發展,看到亞洲諸國的衰退,促使他去思考「處於當今亞洲的日本為何會如此昌盛?」,白鳥認為,可能因為日本身為島國民族,加上日本擁戴萬世一系的皇室,日本國民才會如此團結。[41]因此,當各國優秀的文明傳入時,可以截長補短,以產生「文質彬彬(白鳥用語)」的日本社會,想當然而,白鳥自然把記紀當成古代國民理想的體現。當時正逢辛亥革命,恰好喚起他對皇室永續性的危機感,藉著把皇室比擬成中國的「天夫れ自身」,所謂的「天夫れ自身[42]」就是指自從天自身下凡統治人間,以萬世一系、不變性為基礎的國體。[43]

然而,對於已經確立「官人述作論」,且不斷摸索國民論的津田來說,不得不對皇室先驗的、超歷史的位置抱持懷疑的態度。反而以皇室=國民內部論,西洋=普遍立場的公共國民論,克服神話中先驗的國民論,產生結合感性[44]與理性的現代國民觀。

二、章節安排

    本研究礙於作者本身的知識與語言能力的限制,無法閱讀完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所有著作,如此一來,必定會阻礙讀者去了解津田左右吉思想的全貌,然而,本文並非要探索津田左右吉思想的真實樣貌,而是藉著津田的思想,來剖析近代日本所面臨的民族問題──對於代表近代性的西洋,以及以漢學為表徵的中國,是否抗拒?是否排除?再者,津田理論的背後,究竟隱含如何的情感狀態?往後若有更深入探討津田思想全貌的研究,也歡迎指正與對話。

  本文分成六個部分,第一章為導論、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。

第二章將介紹日本明治、大正至昭和的社會概況與知識圈面貌。從明治至昭和時代,日本社會經歷了明治維新、大正民主運動、大東亞戰爭等重大轉變,對歷經三個時代的津田來說,社會轉變自然影響其思索自身與日本命運的方式。再者,探討津田史學在日本史學系譜之位置,以及津田如何看待歷史,作為一個歷史家,又該身負什麼樣的使命。

第三章將探討津田左右吉的中國學研究。首先,本文將整理津田一系列批評舊漢學的文章,並由此導引出津田對「支那學」研究方法的提倡。接著,具體分析《シナ思想と日本》一書,由於該書特別以中國與亞洲為主題,藉此,可以了解津田的中國觀與亞洲觀。同時,津田對於中國古代思想(儒家、道家)的評價,也將納入討論。本章的重點在於,以津田鮮明的中國觀,呈現出津田對於西洋、中國與亞洲的基本立場。雖然津田的中國研究比記紀批判、國民思想研究來得晚,但是本文試圖先討探討津田的中國觀與亞洲觀,四、五章再來回溯津田中國研究的起點。

第四章將探討津田左右吉的記紀神代史研究。首先,依序討論津田的記紀批判,與白鳥庫吉對於記紀神代史的見解,藉此分析出師生兩人的思想齟齬。其次,分析津田的中國觀如何若隱若現於記紀批判中,且津田藉由記紀批判,以形成「具備現代意義」的國體觀的過程中,中國又是如何被當成一個急欲排除的對象。

第五章將探討津田左右吉的現代國民論與現代皇室論。首先,分析津田以文學作品為素材的國民思想研究,試圖發掘:在津田的眼中,日本這個國家究竟是如何形成?以及國民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,應扮演何種角色?再者,探討津田的天皇觀──津田如何為天皇尋求一個具備現代意義、超越政治變動、又具備日本特殊性的身分?本章的重點在於,津田如何兼顧普遍性與日本特殊性的追求,而中國又是如何被當成排除的對象,貫穿於津田的國民論與天皇論中。

第六章為結論。這章將總結前面三章的討論,回過頭來探討津田中國觀在其研究整體中的位置;並試圖在津田一連串的理論論述中,分析其合乎邏輯的理論背後,究竟隱藏如何的「情感」狀態,真的是一般人所說的「蔑視中國」的情感?還是另有其他的情感慾望?



[1] 江上波夫編,《東洋學の系譜》第一集(東京:大修館,1992),頁158就全集的規模來說,津田共有三十多卷,白鳥庫吉有十卷,內藤湖南有十四卷,吉川幸次郎有二十八卷,不論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界,還是在全世界的學者中,津田個人全集的規模都是十分少見的。

[2] 家永三郎,〈津田の学問と思想〉,《思想》,通号452(19621),頁178-187

[3] 中國研究津老田左右吉的專書,僅劉萍所寫的《津田左右吉研究》,該書分別介紹津田的記紀批判、儒家道家研究,認為津田左右吉由解構記紀出發,進而指出記紀受到《老子》、《淮南子》影響,使記紀得以從漢文化圈剝離出來;中國還有一些研究,將津田左右吉與其他日本漢學家一同討論,如:李慶的《日本漢學史》也略提津田的記紀批判,儒家、道家研究。